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开创和发展的最为关键的要素。

从根本上说，这或许是因为法律关系客体在法理学知识体系中本就没有作为独立范畴的必要，新科技时代的到来则为这一认识提供了新的也更具有说服力的社会条件。权利固然反映利益，但利益未必都能够上升为权利。

相反，算法只是通过技术的手段迫使行动者采取某种行为，行动者的行为是必然的（被强制的），而非应然的（有义务的），它并不需要行动者回应，只需其认知。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时代，对每个个体活动所生成的数据进行全样本的收集和分析已不成问题。新科技时代并没有肇生全新的法理学问题，只是提供了激扰法理学知识体系、促使对既有理解进行反思的新语境。在此情形下，起作用的是围绕一个个个人形成的个别性规则。可怖的是，虽然人工智能不具备心灵和意思，却可以依照事先设定的算法、甚至通过自我学习掌握的算法作出程式化的表示。

这些基本范畴通常关联着被广泛承认且不可轻易动摇的基本理念和价值预设。（二）法律部门的解体 新科技日新月异的发展迫切要求立法的及时跟进，因此我国近年来出台了不少信息保护、网络安全、数据安全等方面的法律法规。主观程序正义守法理论的反思能力可以发掘自前述程序失灵现象以及挫败效应的解释，后者认为人们之所以不满意那些看似正义的程序，是因为对法律整体丧失信赖。

这些程序规范显然会带有相关部门或领域的性质与特点，从而表现为相当多样化的客观规范。相反，经由怀疑而至反思，禁得起反思的守法行为会具有更稳固的动因。既有的守法理论与法学各流派密切相关而各有侧重，其中一支主张恰当的法律程序是守法的前提，可以称之为程序导向的守法理论——其基本内容就如劳伦斯·弗里德曼所说，程序上的合法性最终导致实质上赞同规则……这类理论因与形式法治的理念相契合而颇有影响。同时，这种协调机制应当是开放的、足以容纳其他各种程序正义学说对程序正义标准协调的讨论。

但是在当前中国社会的语境下，主观程序正义守法理论的应用也面对挑战，这些挑战主要出现在三组关系中，即守法理论应用于特定社会环境时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的关系、主观程序正义所影响的观念和法律规范所体现的制度之间的关系，以及法律程序本身所涉及的过程与结果之间的关系。但是另一方面，法律制度是规范性的，在适用时应当具有一定的客观性，并且法的一般性也要求人们的一致行为——这种法观念与法制度间的张力当然也会影响到主观程序正义的守法理论。

早期的主观程序正义研究主要围绕司法程序展开。最后以社会治理领域为例，探讨了主观程序正义守法理论应用于我国法治实践的路径与方式。在方法上，主观程序正义学说采用社会调查、田野实验等社会实证方法，能够直接针对特定社会的经验材料展开研究，因而逐渐受到国内法律程序研究的重视，以此学说为基础的守法理论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基本上，主观程序正义的评价标准，如参与、中立性、权威可信性、获得尊严的对待和受到尊重等，与法律程序制度的客观标准基本一致，但是两者也可能存在冲突。

总之，共建共治共享是对我国社会治理的基本要求，也是社会治理各项工作的重要政策导向。（三）过程与结果 对于程序正义的一种常见驳难是列举现实中存在种种程序上合法但结果并不合理的情况，认为程序正义注重形式而忽视了实质，进而质疑程序的意义。随着十八届四中全会将全民守法作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的组成部分，探索守法行为在当前中国社会中的运作机制和规律、并在此基础上构建相应的守法理论，在当下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在日常生活的大多数情景中，实质性地参与了做出决定的过程本身也可以成为判断结果是否有利的标准之一。

然后以守法机制为枢纽探讨相关守法理论的主要结构。但在守法理论中更常见的是具体标准间的冲突，如法官出于审判效率或专业性的考虑而限制当事人在法庭上漫无边际地长篇大论（当事人会认为这是某种表达的机会）。

作为整体的守法理论，在一种（或几种）守法机制和若干程序标准之下，还有必要围绕主要的部门法和法领域形成相对具体的程序规范。但好结果效应并非法律程序最重要的价值。

但是这也表明将文化作为整合机制存在一定的偶然性。约翰逊等人进一步认为这种情况与相关人群在殖民地时期被当作臣民而非公民对待的历史经验有关——这些研究显示出程序正义对不同人群可能具有不同的效果。社会治理场中的主观程序正义守法理论 在学科分类上，各种守法理论通常被归于犯罪学，然而守法理论可以实际应用的范围显然更为广阔。主观程序正义守法理论面对的挑战 作为一种有代表性的规范主义守法理论，主观程序正义守法理论以程序正义对人们的心理影响为基础，试图构建使人们自愿守法的社会机制。而主观程序正义的守法理论则需要具体面对特定社会环境中结果对守法行为的影响，探索基于程序的过程与结果平衡之道。因此，其他程序导向的守法理论在中国语境下同样可能遇到前述的三重挑战，而在具体应用于我国法治建设的特定领域时，前述在社会治理中应用的路径与方式也可资参考。

因此有必要结合中国社会现实，重新审视程序导向的守法理论。对此，作者的解释是中国文化的集体主义不鼓励人际间的直接对抗，这种文化特质抵消了对抗制程序的优势。

数年后，一项针对中国香港和美国中西部的对比研究显示中国受试者身上并未出现纠问制程序更有助于消除偏见的影响，对此作者的解释是中国文化不喜直接对抗，所以抵消了这种影响，虽然这种影响在中国人身上仍然存在。前文在争议与反思部分已经涉及到一些主观程序正义守法理论的例外情形。

这些多样化的客观程序规范及其所属的法律环境，为主观程序正义研究的开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现实材料，并使得重述主观程序正义的守法机制乃至整个守法理论成为可能。至今，主观程序正义的研究对象已经涉及到各类法律程序，同时还扩展到公司等组织程序，一再验证了程序对人们主观感受的影响。

时至今日，主观程序正义的守法理论已具有广泛影响，研究对象的范围除了英美和西欧外，还扩展到了澳大利亚、中美洲、东欧和非洲等地。只不过学者们认为在当时的美国社会，人们对法律丧失信赖的情况并不多，因此挫败效应被认为是一种现实中罕见的现象。通过一系列后续研究，学者们基本明确了挫败效应的作用机理：当人们认为法律本身是虚假的或虚伪的，法律程序就显得虚弱甚至堕落，程序正义就会丧失效果，甚至越是客观上符合正义标准的程序越会令人感到不正义。换言之，主观程序正义守法理论的合法性关注的是现代法律制度和相关社会规则通过作用于人们的心理进而影响行为的方式。

同时，也有必要结合法律程序本身的特点厘定满意的具体内涵，如对于审判程序，败诉方对个案程序的满意度难免会受到判决结果的影响，因此对审判程序的满意宜以司法公信力为导向。相对于着力构建具体程序规范的客观程序正义，主观程序正义学说及其守法理论可以为技术性正当程序的实现做出独有贡献。

同时，还有一些主观程序正义研究关注相关论断的跨文化有效性，这也涉及到普遍性与特殊性的整合。在某种意义上，主观程序正义的守法理论可以被视为主观程序正义学说的一种具体应用。

如前述墨菲和切尼在对澳大利亚少数族裔的研究和坦克比对加纳居民的研究。显然，泰勒模型的关键就是作为中介变量的合法性——这个概念可以追溯到马克斯·韦伯所谓正当性的基础。

主观程序正义学说的过程控制强调的也是参与。再如罗宾·韦斯特指出程序正义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其尊重了我们的智识和主张。但是当这类主题应用于实践时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到法律制度，此时就要面对一个基本问题：一方面，每个人在主观上都不相同，并不存在全体一致的法观念，受此影响的行为也存在差异。在我国，已经有研究指出主观程序正义的挫败效应对于应对当前社会中的参与疲劳现象，以及司法公信力建设，都有直接的启发。

（三）应用举隅：技术性正当程序 随着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广泛应用，涉及自动化决策的社会治理方式越来越常见，算法治理智慧治理已成为当前越来越受重视的治理方式。在我国当下的法治实践中，以下涉及观念与制度的问题有必要特别关注： 一是满意在制度建设中的准确定位。

当然，在具体应用时需要考虑到在不同性质的程序（如制定规则的程序和执行规则的程序）中，实质性参与的具体方式也会有所不同。而后者也需要在现实的制度上有所呈现才能显示出理论的实际意义。

以智慧治理为例，主观程序正义守法理论有助于技术性正当程序的具体化和实效化。如前所述，当前主观程序正义守法理论中居于主流地位的守法机制是程序正义→合法性→守法的泰勒模型。